
是先有国、再有民,还是先有民、再有国配资公司官网网站,这样的争论,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。
那么,过去的两千多年,社会的主流理论是什么?这个问题的答案,离不开两个人,一位是亚圣孟子,他以仁义为旗,高呼 “民为贵、君为轻”,也就是民本主义;一位是变法巨擘商鞅,他以强权为刃,力推“强国必先弱民”,也就是国本主义。他们只相差18岁,活跃在同一个礼崩乐坏、群雄逐鹿的时代,却提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之路。

治国的根本是什么?是国本,还是民本?孟子与商鞅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。
孟子的一生,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他常年游走于东方各国,彼时,那里的社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自由状态,与西北秦国的铁血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作为孔子之后的儒家核心,孟子把仁从个人道德升华为治国纲领,国君好仁、天下无敌。他认为,国家的根基是民众,而非君主或社稷,因此才有了那句震古烁今的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。
与后世的儒教不同,孟子的仁政,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,而是有着明确的价值排序:只有让民众先安居乐业、丰衣足食,国家才能真正强大。正如他在齐国向齐宣王进言时所说:七十者衣帛食肉,黎民不饥不寒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君主的责任,是为民众创造富足的生活环境,而不是将民众视为掠夺或驱使的工具。这种纯粹的仁政理念,只是以人为本的原始诠释。可悲的是,却成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巅峰表达。
与孟子的仁政理想截然相反的,是商鞅的强权逻辑。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的二十年,始终坚守一个核心:国家利益至上。他的治国思想中,充斥着强烈的弱民、愚民和好战的特征。在商鞅看来,民众只是国家的工具,而不是目的,民弱则国强,民强则国弱。
商鞅主张弱民愚民,不是他天性邪恶,而是建立在他所认知的民情基础上。商鞅认为,民之性,饥而求食,劳而求佚,苦则索乐,辱则求荣,此民之情也。因此,不能指望人们自觉向善,必须通过严刑峻法约束和控制他们,使之符合国家利益。

为了实现国强,商鞅极端仇视知识分子,因为思想会让民众觉醒;他也敌视商人,因为商业会让民众脱离农耕,并滋生财富独立的意识。在商鞅的治下,秦国变成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战争机器,举国上下只有农和战两个身份,民众要么耕田供粮,要么参军打仗,所谓的家不积粟,反而被视为理想状态。
孟子主张藏富于民。他认为,民之为道,有恒产者有恒心,无恒产者无恒心。只有让民众拥有稳定的财产和收入,才能形成稳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。在税赋政策上,孟子提倡实施富民政策和减轻赋税。孟子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,主张给民众足够的生产和经营自由,通过民众的富足实现国家的繁荣。这种思想,与现代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,虽相隔两千多年,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商鞅的经济政策,则是彻底的国家垄断型计划经济。为了服务于战争目标,商鞅将矿山、粮食和旅店等等关键行业全部收归国有,彻底消灭了自由商人阶层。在他看来,自由商人阶层是五害之一,他们既影响粮食生产,又会让民众滋生投机之心,因此必须严厉打压,取而代之的是发展官商。
更极端的是,商鞅将民众的贫困视为社会稳定和兵源充足的必要条件。他主张家不积粟,通过高额税赋和强制兵役,让民众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,既没有多余的财富对抗国家,也没有闲暇时间思考社会。在商鞅的经济逻辑中,民众的财富必须全部集中于国家,国家的财富则全部用于战争和君主。这种政策,虽然短期内为秦国积累了大量的战争资源,却严重压抑了经济活力,导致民生凋敝。
秦朝统一后,继续沿用商鞅的社会政策,加重赋税徭役,收泰半之赋。最终,这种竭泽而渔的经济模式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,秦朝二世而亡。秦朝的迅速崩溃,道破了商鞅经济政策的致命缺陷,忽视民生的强权经济,终究难以长久。

孟子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,对时局衍变毫无影响,孟子的民本思想,从未被施行,除了在北宋初期得到短暂的认可之外,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,孟子的民本思想只是一块牌坊,甚至到了明初,原本的《孟子》成了禁书,阉割版的《孟子节义》成了必考内容。
对比而言,商鞅虽然长期被视为异端,在知识阶层,更是以认可商鞅为耻。商鞅虽然被车裂,但是,他的治国理念却生生不息,他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世的政治生态,他的核心理念被众多的君主沿袭,呈现出半法半儒或者儒表法里的景象。正如汉宣帝所说: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。
从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,君主们虽然不再高举商鞅的大旗,也不会像商鞅如此说的直白、干的决绝,但并非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,至少有两个理念被发扬光大。第一、不能让民众太富足,不能让民众有思想。第二、国家强大远远在民众富足之前, 推行国富兵强、国泰民安,而不是国强民富。所谓“安”,年份好的时候,有口饭吃,饥荒的时候,尽量不饿死而已。
所以,商鞅的幽灵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配资公司官网网站,这才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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